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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im工作紀事】獨媒八月大小事

在這個充滿不可知風險的社會裡,災難揭露了人的有限性。在災難中,我們見證了他人的痛苦,我們也反思了自己的存在。在這過程中,媒體的災難新聞是最重要的窗口,它幫助我們直視人的苦難,也檢視現下的人類處境。復航空難及高雄氣爆事件,是台灣近來兩起最重大的災難新聞。這些災難新聞說了什麼?略過了什麼?說得好不好?是我們必須探問的題目。

災難新聞的最重要功能,不僅傳遞災區消息,也要提供民眾面對災難的應對方式。但由於災難來得快又急,因此不免淪於武斷觀察與片面資訊,為了競逐收視率,媒體更是大力渲染災民的苦難,並且在欠缺證據的情況下浮濫地究責。新聞做為閱聽人了解災難相關訊息的重要媒介,過度的情緒與臆測,不免扭曲閱聽人對災難的認知與後續判斷。

八月的最後一週,【哲學星期五】邀請了資深新聞工作者林靜梅與公共電視製作人于立平,一起與我們談談該如何經營具有教育意義與深度檢討的災難新聞?在重大災難的現場,新聞工作者怎麼克服個人情緒、冷靜呈現災區現況?新聞工作者如何兼顧個人的生命安全?如何幫助閱聽人見證、同理他人的痛苦?如何在紛雜未知的環境風險中理出頭緒?

傳遞最新資訊、問對的問題

林靜梅說:「身為一個記者,滿腦子想的就是將最新的訊傳遞給大家。」當災難來臨時記者總在第一時間進駐災區、提供最新的災情訊息給閱聽大眾,但跑災難新聞讓記者承擔極大的壓力,林靜梅表示記者不是什麼都學,例如八月份的高雄氣報事件即牽涉到許多化工問題,為了瞭解事件的發生背景,她在短時間內閱讀大量資料、找各種專家問問題,了解化工原料與輸送管線相關知識,才能對受訪者問出對的問題。

對記者來說,最重要的事就是知道事實真相是什麼?高雄氣爆發生當晚,市政府即指名事件元凶是李長榮化工,林靜梅認為對於這種官方說法,記者必須找出證據檢驗訊息的真實性,並把握黃金時機,在相關人士還沒有戒心的時候就去問,不要一昧相信官方所給的答案。

災難新聞困境:觀點過於單一,缺乏深入分析

台灣媒體在引導災難新聞的呈現時,常常過於側重對災民悲傷情緒的報導,因為賺人熱淚的故事總是能夠吸引觀眾目光,但新聞應該追求更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報導,每個災難的背後都有許多人為的肇因,若能抽絲剝繭釐清責任歸屬,找到事件源頭,也許能夠對災民提供更多的幫助。

記者與災民之間的關係也時常引發討論,每當電視畫面播出記者問災民:「你感覺如何?」總會引起與論的撻伐,在時間高度壓縮的前提下,記者無法詳細思考與規劃採訪問題,會問出如此草率的問題或許也不令人意外,但不可否認地,如何拿捏採訪災民時應有的分際是每一個記者都該學習的課題,于立平表示記者不要只是問出自己想問的,應該讓當事人講出自己想講的,這樣一來或許更能完整地了解事件發生經過,透過與災民的交談中拼湊出災難的真實面貌,將災民的需求透過報導傳達給政府。

然而,記者卻常常得面對收視率與新聞實質意義的矛盾,具有情感元素的題材能夠吸引觀眾目光,卻未能實際幫助災民解決問題,但深度分析的報導又因為題材較為沉重,常常讓觀眾感到無趣,而台灣電子媒體害怕漏新聞的特質,也導致各台媒體報導走向與題材高度重疊,于立平說:「漏新聞這件是在台灣媒體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」導致大家的新聞相似度過高,不然就是沒有觀點與深入的分析。

除了即時報導,專題新聞節目也是另一種形塑閱聽人對災難認知的媒介形式,即時新聞重視事件發生當時的情況,專題新聞則有更多不同的觀點,于立平以高雄氣報事件的專題報導為例,節目團隊規劃三個切入方式與主題:還原事件發生當時的狀況、化工管線的問題、檢視高雄作為石化城市需要面臨的風險與安全問題,這樣的規劃方式不僅要呈現事情的爭相、整理紛亂的新聞資訊,同時也具有找到問題甚至防止下次災難發生的功能。

對於記者在報導災難新聞時所面臨的困境,于立平認為記者在採訪前必須先問自己:「我為什麼要報導?我的出發點是什麼,再來決定報導的走向,要採訪誰?以及要採訪什麼?」當災難發生後記者總是急欲找出有哪些人需要對災難負責,但在究責的同時很可能因為時間壓力與個人因素而盲目指責,這種片段的資訊與猜測,會對後續事件造成許多傷害,讓呈現事件全貌出現困難,也許記者可以嘗試在更寬廣的歷史脈絡下,討論災難發生的問題與癥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