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盧易詩
曾任駐德代表處新聞編譯、中央社駐德記者的林育立，因為台灣媒體環境日趨頹靡而離開主流報社，但他並未因此中斷記者工作，持續以獨立記者身份在德國進行新聞寫作，報導能與台灣產生連結、觸發民眾不同想像的國際新聞。本文篇幅較長，區分上下刊登，閱讀「上」文請點選這裡。
Q：德國有所謂的「獨立媒體」或「自由媒體工作者」嗎？
德國不論是電視、廣播、報紙、雜誌、還是網路媒體的從業人員，一半以上是自由工作者。這道理很簡單：社會的分工愈來愈細，跑新聞很容易就跨進專業領域，記者不可能什麼都懂，就算臨時抱佛腳請教專家，也很容易誤解和誤判，為了維護報導品質，媒體必須找外部人士來供稿。
比方說大報，通常會根據議題找到合適的專家，撰寫富有深度的報導。這些專家大多是自由工作者，對特定領域鑽研已久，不僅能自己寫評論，也可以馬上找到適合的人訪問。像是核廢料存放的報導，有品質的媒體要不就自己培養、要不就從外面找專精核能的自由記者來做。
所以，在德國，記者這一行是由各行各業的專家組成。自由媒體工作者是一個普遍的職業，身為Freelancer可同時為廣播電台錄節目、為不同報紙寫專欄、或接受委託參與電視節目的製作。媒體從業人員多為Freelancer有一個好處，那就是不大容易受老闆左右，因自我設限而影響品質。媒體本身也不需要雇用太多正職的記者，但編輯和製作人得找對人來做，角色相對吃重，因此他們大多是閱歷豐富而且人脈廣的資深記者。
Q：所以，每一位Freelancer就是一個品牌？
沒錯。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下，每一位記者無不積極培養自己在特定領域的專業，靠品質來累積聲望，爭取露出的機會。在柏林，我跟其他二十位記者租下一整層辦公室，同事裡就有專精再生能源、核廢料處理、專利法、法語文學、拉丁美洲觀光、和非洲人類學等各種領域的自由記者，有人擅長文字，也有人專接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的case，錄音、攝影和剪接一個人就能搞定。其中一些人還有寫書出版，我時常向他們請益。
Q：你在柏林從事採訪多年，請你談談德國記者平時與官員如何互動。
「聯邦記者會」（Bundespressekonferenz）是德國記者引述官員談話最重要的管道，就記者的自主性來看，恐怕很少有國家能比得上。聯邦記者會是一個全國媒體自發組成的民間社團，目前大約有一千名會員，每周固定一、三、五在柏林舉行，隨當下熱門的話題，主動邀請官員、政黨、工商團體、工會等團體代表到會說明，如有突發事件也會臨時召開。
因為媒體淪為政治工具的慘痛教訓，德國才會在戰後建立這樣的傳統，一直延續到現在。部會首長即便不敢直接面對媒體，也會派次長或發言人出席。官員坐在台上可說是如坐針氈，因為那是記者的場子，主持人是記者，從頭到尾幾乎是記者提問，官員不能念完聲明稿就走人，必須回答每位記者的提問，在場所有記者都沒問題你才能離開。這點和台灣、或美國白宮記者會，由官員指定誰可以提問有很大的不同，德國聯邦記者會議題設定和發問的主導權，完全在記者手上。
我在台灣跑新聞，看到各部會設有記者室，方便「餵養」記者新聞，記者也樂於享用記者室的便利措施，享受官員慇懃的對待，對比德國記者和官員間經常性的緊張關係，我們這邊部會與記者的距離似乎比較難拉開。我不免想到，台灣是否應該有類似聯邦記者會之類的組織，記者會總不能都由官方或公關公司來辦。
Q：自由記者能參加官方的記者會嗎？需要申請任何證件嗎？
德國記者採訪的門檻比台灣低。德國最重要的記者組織是德國記者協會（Deutscher Journalistenverband），會員有三萬多人，它的入會標準說起來很簡單，就是「把記者這一行當做你的主業」。十年前我第一次申請加入，就是直接跟他們說：「我在為台灣的媒體寫稿」，然後出示幾篇報導，他們就讓我成為會員。有了記協發的記者證，就可以去各地採訪，在必要時秀出證件證明身份。
Q：德國記協對新聞工作者權益的保障，能發揮那些功能？
記協存在的目的是捍衛新聞工作自主性，爭取記者權益，為會員提供法律、生涯咨詢和進修課程、和出版刊物報導業界動態。德國記協本身也是工會，能代表勞方和資方談判工作條件。因為全國有這麼多記者是Freelancer，為了避免他們受到剝削，記協會訂定合理的稿費給付標準，所有媒體給Freelancer的稿費，都不應該低於這個標準。
Q：在台灣，想進入政府機關採訪，通常需要出示你在某個媒體旗下的工作證明，才能換到採訪證。那德國呢？
德國的政府機關對媒體正職員工和自由記者一視同仁，一般來說，你只要出示記者證或編輯簽字的信件就可以採訪；甚至不需要證明，只要口頭表明記者身份，就可以採訪大多數的公開活動。
跟台灣相比，德國在政府資訊公開的實踐上比較踏實。例如重要的國會施政報告和質詢、官方記者會和聯邦記者會，公共電視台通常會全程轉播。只要有記者證，就能登入聯邦新聞局的網站，查到高層官員所有公開行程、記者會的時間地點、和發言的逐字稿。
相對來看，媒體對涉己事務也應該具備反省能力，儘量做到公開透明，才有立場監督政府和評論公共事務。德國的大報都有「媒體版」，關心新聞傳播業的動態，例如比較各報處理新聞事件的異同、分析總編輯換人對某報風格的影響、或批評前一晚電視節目的水準等等，相關資訊例如報紙發行量相對可靠，而且很容易就可以查到。
Q：你剛剛提到的聯邦記者會，外籍記者可以參加嗎？
可以。德國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，柏林的外籍記者越來越多，我和各國同業一樣，都是「外籍新聞記者協會」（簡稱VAP）的會員。這個協會和記協一樣也是民間組織，目前有四百多位會員，幾乎每個禮拜都有安排參訪和座談會活動。只要是會員，你就可以參加所有的聯邦記者會，與其他德國記者享有同樣的發言權，不會因為你是外國人就不讓你問。
Q：能不能分享在德國工作的難忘經驗？
德國有一個特殊的媒體自律傳統，就是記者會有分所謂的「一號」、「二號」和「三號」。「一號」就是一般的公開記者會，「二號」和「三號」都不能錄影和錄音。其中「二號」可以引述，但不能透露消息來源；「三號」就是所有內容都不能出現在報導中，比較像是新聞背景說明會，記者可藉機了解政府立場，嗅出政策端倪，往後寫報導時比較不會誤判情勢。
記得半年前，梅克爾的幕僚就與外籍新聞記者協會的會員，進行一場「二號」的記者會。開始半小時後，現場氣氛轉趨熱絡，這位官員把西裝外套脫掉掛在椅子上，主動要求大家可不可以轉到「三號」。聊到義大利前總理貝魯斯柯尼時，他順口問在場的義大利記者：「他到底會不會東山再起？」無意間透露德國對他一再翻攪政局的不滿。像這樣對他國領袖的看法，官員顯然有意放話影響輿論，卻又不方便公開表示，就透過相對輕鬆的「三號」場合來表達，在場記者也樂於遵守約定，不隨意在報導中轉述，讓我印象深刻。
「二號」和「三號」是官員和記者的君子之約。記者既可以當主人，在聯邦記者會向官員提出尖銳問題，又願意自我約束，在引用時斟酌再三。想必新聞從業人員得保持相當的自重和自律，才可能與官員建立如此充滿信任感的新聞傳統。
Q：在「獨立評論＠天下」介紹中，你提到想「書寫談德國」，不知道德國有那些現象，會讓你想要寫書跟台灣讀者分享呢？
在德國累積多年採訪經驗，讓我看到這個國家的多元和豐富，表現出開放、寬容、和積極反省的特質，在變革過程中，有許多務實和創新的做法值得深入探究。因此，我打算寫一本書，談談我眼中的德國和近年來的變化，挑一些能夠與台灣對應的面向切入，像是技職人才的培訓、居住正義、轉型正義、能源政策等等。我並不認為德國的經驗可以直接移植台灣，畢竟兩國的社會、民情、和自然環境差距很大。我比較傾向談政策背後的思考和脈絡，以記者身份盡可能貼近社會現實，一方面做為台灣了解德國和歐洲的基礎，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為台灣的公共政策討論提供一些國外的觀點。
Q：你對想當記者或者獨立記者的人有什麼建議？
我才剛踏入「獨立記者」這行，連腳步都還沒站穩，恐怕沒資格給什麼有用的建議。不過我相信，記者的工作態度很重要，簡單說就是努力接近新聞現場，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，誠實引述不要抄襲，認真看待這份職業。
網路時代沒有發表門檻，每個人拿起相機拍照和留言都是記者，發揮影響力，可是資深記者的觀察力和權威性在我看來還是無法取代。大家一起來努力看看，改掉業界陋習，腳踏實地在自己擅長的領域累積經驗和知識，或許有一天，我們能找回記者的驕傲和尊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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