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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獨立媒體/人】連結台灣與德國的Solo journalist- 林育立(下)

文/盧易詩

曾任駐德代表處新聞編譯、中央社駐德記者的林育立,因為台灣媒體環境日趨頹靡而離開主流報社,但他並未因此中斷記者工作,持續以獨立記者身份在德國進行新聞寫作,報導能與台灣產生連結、觸發民眾不同想像的國際新聞。本文篇幅較長,區分上下刊登,閱讀「上」文請點選這裡

Q:德國有所謂的「獨立媒體」或「自由媒體工作者」嗎?

德國不論是電視、廣播、報紙、雜誌、還是網路媒體的從業人員,一半以上是自由工作者。這道理很簡單:社會的分工愈來愈細,跑新聞很容易就跨進專業領域,記者不可能什麼都懂,就算臨時抱佛腳請教專家,也很容易誤解和誤判,為了維護報導品質,媒體必須找外部人士來供稿。

比方說大報,通常會根據議題找到合適的專家,撰寫富有深度的報導。這些專家大多是自由工作者,對特定領域鑽研已久,不僅能自己寫評論,也可以馬上找到適合的人訪問。像是核廢料存放的報導,有品質的媒體要不就自己培養、要不就從外面找專精核能的自由記者來做。

所以,在德國,記者這一行是由各行各業的專家組成。自由媒體工作者是一個普遍的職業,身為Freelancer可同時為廣播電台錄節目、為不同報紙寫專欄、或接受委託參與電視節目的製作。媒體從業人員多為Freelancer有一個好處,那就是不大容易受老闆左右,因自我設限而影響品質。媒體本身也不需要雇用太多正職的記者,但編輯和製作人得找對人來做,角色相對吃重,因此他們大多是閱歷豐富而且人脈廣的資深記者。

Q:所以,每一位Freelancer就是一個品牌?

沒錯。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下,每一位記者無不積極培養自己在特定領域的專業,靠品質來累積聲望,爭取露出的機會。在柏林,我跟其他二十位記者租下一整層辦公室,同事裡就有專精再生能源、核廢料處理、專利法、法語文學、拉丁美洲觀光、和非洲人類學等各種領域的自由記者,有人擅長文字,也有人專接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的case,錄音、攝影和剪接一個人就能搞定。其中一些人還有寫書出版,我時常向他們請益。

Q:你在柏林從事採訪多年,請你談談德國記者平時與官員如何互動。

「聯邦記者會」(Bundespressekonferenz)是德國記者引述官員談話最重要的管道,就記者的自主性來看,恐怕很少有國家能比得上。聯邦記者會是一個全國媒體自發組成的民間社團,目前大約有一千名會員,每周固定一、三、五在柏林舉行,隨當下熱門的話題,主動邀請官員、政黨、工商團體、工會等團體代表到會說明,如有突發事件也會臨時召開。

(聯邦記者會的議題設定和發問主導權,全在記者手上。照片出處/德文維基百科)
(聯邦記者會的議題設定和發問主導權,全在記者手上。照片出處/德文維基百科)

因為媒體淪為政治工具的慘痛教訓,德國才會在戰後建立這樣的傳統,一直延續到現在。部會首長即便不敢直接面對媒體,也會派次長或發言人出席。官員坐在台上可說是如坐針氈,因為那是記者的場子,主持人是記者,從頭到尾幾乎是記者提問,官員不能念完聲明稿就走人,必須回答每位記者的提問,在場所有記者都沒問題你才能離開。這點和台灣、或美國白宮記者會,由官員指定誰可以提問有很大的不同,德國聯邦記者會議題設定和發問的主導權,完全在記者手上。

我在台灣跑新聞,看到各部會設有記者室,方便「餵養」記者新聞,記者也樂於享用記者室的便利措施,享受官員慇懃的對待,對比德國記者和官員間經常性的緊張關係,我們這邊部會與記者的距離似乎比較難拉開。我不免想到,台灣是否應該有類似聯邦記者會之類的組織,記者會總不能都由官方或公關公司來辦。

Q:自由記者能參加官方的記者會嗎?需要申請任何證件嗎?

德國記者採訪的門檻比台灣低。德國最重要的記者組織是德國記者協會(Deutscher Journalistenverband),會員有三萬多人,它的入會標準說起來很簡單,就是「把記者這一行當做你的主業」。十年前我第一次申請加入,就是直接跟他們說:「我在為台灣的媒體寫稿」,然後出示幾篇報導,他們就讓我成為會員。有了記協發的記者證,就可以去各地採訪,在必要時秀出證件證明身份。

Q:德國記協對新聞工作者權益的保障,能發揮那些功能?

記協存在的目的是捍衛新聞工作自主性,爭取記者權益,為會員提供法律、生涯咨詢和進修課程、和出版刊物報導業界動態。德國記協本身也是工會,能代表勞方和資方談判工作條件。因為全國有這麼多記者是Freelancer,為了避免他們受到剝削,記協會訂定合理的稿費給付標準,所有媒體給Freelancer的稿費,都不應該低於這個標準。

Q:在台灣,想進入政府機關採訪,通常需要出示你在某個媒體旗下的工作證明,才能換到採訪證。那德國呢?

德國的政府機關對媒體正職員工和自由記者一視同仁,一般來說,你只要出示記者證或編輯簽字的信件就可以採訪;甚至不需要證明,只要口頭表明記者身份,就可以採訪大多數的公開活動。

(1953年東柏林示威的現場目擊者,接受各國記者採訪。攝影/林育立)
(1953年東柏林示威的現場目擊者,接受各國記者採訪。攝影/林育立)

跟台灣相比,德國在政府資訊公開的實踐上比較踏實。例如重要的國會施政報告和質詢、官方記者會和聯邦記者會,公共電視台通常會全程轉播。只要有記者證,就能登入聯邦新聞局的網站,查到高層官員所有公開行程、記者會的時間地點、和發言的逐字稿。

相對來看,媒體對涉己事務也應該具備反省能力,儘量做到公開透明,才有立場監督政府和評論公共事務。德國的大報都有「媒體版」,關心新聞傳播業的動態,例如比較各報處理新聞事件的異同、分析總編輯換人對某報風格的影響、或批評前一晚電視節目的水準等等,相關資訊例如報紙發行量相對可靠,而且很容易就可以查到。

Q:你剛剛提到的聯邦記者會,外籍記者可以參加嗎?

可以。德國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,柏林的外籍記者越來越多,我和各國同業一樣,都是「外籍新聞記者協會」(簡稱VAP)的會員。這個協會和記協一樣也是民間組織,目前有四百多位會員,幾乎每個禮拜都有安排參訪和座談會活動。只要是會員,你就可以參加所有的聯邦記者會,與其他德國記者享有同樣的發言權,不會因為你是外國人就不讓你問。

Q:能不能分享在德國工作的難忘經驗?

德國有一個特殊的媒體自律傳統,就是記者會有分所謂的「一號」、「二號」和「三號」。「一號」就是一般的公開記者會,「二號」和「三號」都不能錄影和錄音。其中「二號」可以引述,但不能透露消息來源;「三號」就是所有內容都不能出現在報導中,比較像是新聞背景說明會,記者可藉機了解政府立場,嗅出政策端倪,往後寫報導時比較不會誤判情勢。

記得半年前,梅克爾的幕僚就與外籍新聞記者協會的會員,進行一場「二號」的記者會。開始半小時後,現場氣氛轉趨熱絡,這位官員把西裝外套脫掉掛在椅子上,主動要求大家可不可以轉到「三號」。聊到義大利前總理貝魯斯柯尼時,他順口問在場的義大利記者:「他到底會不會東山再起?」無意間透露德國對他一再翻攪政局的不滿。像這樣對他國領袖的看法,官員顯然有意放話影響輿論,卻又不方便公開表示,就透過相對輕鬆的「三號」場合來表達,在場記者也樂於遵守約定,不隨意在報導中轉述,讓我印象深刻。

「二號」和「三號」是官員和記者的君子之約。記者既可以當主人,在聯邦記者會向官員提出尖銳問題,又願意自我約束,在引用時斟酌再三。想必新聞從業人員得保持相當的自重和自律,才可能與官員建立如此充滿信任感的新聞傳統。

Q:在「獨立評論@天下」介紹中,你提到想「書寫談德國」,不知道德國有那些現象,會讓你想要寫書跟台灣讀者分享呢?

在德國累積多年採訪經驗,讓我看到這個國家的多元和豐富,表現出開放、寬容、和積極反省的特質,在變革過程中,有許多務實和創新的做法值得深入探究。因此,我打算寫一本書,談談我眼中的德國和近年來的變化,挑一些能夠與台灣對應的面向切入,像是技職人才的培訓、居住正義、轉型正義、能源政策等等。我並不認為德國的經驗可以直接移植台灣,畢竟兩國的社會、民情、和自然環境差距很大。我比較傾向談政策背後的思考和脈絡,以記者身份盡可能貼近社會現實,一方面做為台灣了解德國和歐洲的基礎,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為台灣的公共政策討論提供一些國外的觀點。

Q:你對想當記者或者獨立記者的人有什麼建議?

我才剛踏入「獨立記者」這行,連腳步都還沒站穩,恐怕沒資格給什麼有用的建議。不過我相信,記者的工作態度很重要,簡單說就是努力接近新聞現場,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,誠實引述不要抄襲,認真看待這份職業。

網路時代沒有發表門檻,每個人拿起相機拍照和留言都是記者,發揮影響力,可是資深記者的觀察力和權威性在我看來還是無法取代。大家一起來努力看看,改掉業界陋習,腳踏實地在自己擅長的領域累積經驗和知識,或許有一天,我們能找回記者的驕傲和尊嚴。